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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

发布时间:2013-11-18 12:45:50  

经典

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构成,离开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很难想象的。而能够被写进历史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必有某种经典为其思想的载体,中国古代,不论传世的经典,还是出土的文献,作者常常湮没无闻,经典独传于世。而历史的经典是需要解释才能被后人所了解,所认可的。换言之,广义的经典训诂是哲学史的核心。 经者,常也;典者,要也。经典就是被公认的经常要看的要紧的书籍。比经典所指的范围宽泛一些的是文献、书籍、艺文、经籍等,《史记·礼书》司马贞《索隐》:“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孔子曾有“文献不足征”的遗憾,汉代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为“改秦之败”的重要措施。实际上,秦代也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史记·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老子就做过“柱下史”,庄子也是“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余万言”。《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传》:“驷先生蓄积道术,书无不有。”师古曰:“言凡是书籍皆有之。”书籍是智慧的来源,思想的结晶,特别是经典。

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空间,周围的人,后来的人,千千万万个人,可以超越时空,在远隔万里,或者其人已经“粉身碎骨”之后,去分享那些文化英雄的思想。不能否认,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但是“生活着的大多数人”,思想对于他们都是“日用而不知”的状态。

经典的书写就是生活的自觉、生活经验的积累,换言之是思想的自觉、思想的积累。的确有一些“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的极端体验,“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但是,“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庄子·天道》)。这些文字,成为后世激烈的辩论言意关系的思想资源。但是,我们不能从其中引申出否定经典的意识。正如我们所阅读的,哪怕有可能只是圣人的“糟粕”,但是,阅读经典从来是“学习”的必由之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识文字的禅宗六祖慧能,曾经“艰辛贫乏,于市卖柴”,也是听到有人唱颂《金刚经》而“心即开悟”,他自己的体验和对佛经的解释也成为《坛经》,更不必赘言。

哲学史不仅需要书写,更需要研究,更加倚重于经典。不管思想如何广泛地“包孕”哲学,哲学都要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认识和发掘还没有被注意或者没有被充分注意的经典、人物、线索。

对于中国古代的经典,还需要有“复数”的概念。说到某一经典,实际上是某一经典系统。五味都有不同的传本,家法森严,《论语》有齐、鲁、古的区别,近年还有出土的竹简本整理出版。《老子》不仅因为注解者不同,而文本有异,简、帛、金、石、纸、载体的差别也造成文句的歧出。所以说,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一体而多元的。

同时,某一经典本身也是一体多元的,《诗》分三百,《书》涉多国,《易》有十翼六十四卦,每个卦都有独立性。“单篇流传,汇集成册”是中国古代经典形成的普遍过程。各个经典当中又有一些共识性的思想,比如对于“天”和“祖”以及“德”的看重。

中国古代以汉字为载体的经典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体性,而经典系统的多元性,以及经典内部的多元性,为后人的选择提供了开阔的余地。

汉语的经典因为汉字的特殊又有其特殊性,《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颜师古引《说文》注:“象形,谓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

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谓视而可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意,即会意也,谓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象声,即形声,谓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文字义义,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其中的“四象”才是造字之本,而转注和假借实际上“以字造字”,是衍生出来的方法。《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汉字就是我们进行“意想”的基本工具。《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言、象、意”总是不能分割的,问题只在于言能否尽意,“得意”可以忘言,,但是无言则不可以得意。如陈立胜所言:“‘忘言’毕竟不是‘废言’,忘言不过是让‘言’重新回到为而不名的‘意义场’之中、回到‘隐’态,而让‘道’进入‘显’态而已。”“拈花微笑”或者类似的肢体语言,也是大量阅读、讨论之后或者之中表示有所领悟。不识文字(有人怀疑),以顿悟垂名的慧能也是因为听到别人吟诵经典而结缘于佛教,《坛经》记载:“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金刚经》对于慧能乃至整个禅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训诂与哲学

胡适高度评价有清以来的诸子学,认为“从前做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之书,也往往过于儒书。”“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三百年来,周、秦、两汉的古书所以可读,不单靠校勘的精细,还靠训诂的谨严。”但是,他又认为宋儒流于空疏和臆说,而清代的汉学家又流于支离琐碎。“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所以胡适主张整理史料的方法,约有校勘、训诂、贯通三种。但是,就章太炎而言:“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并不是抛弃了校勘训诂(校勘也可以看作训诂的一种),章太炎自己说明:“第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者韵训诂,其管 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陈平原先生评论说:“将语言研究与哲学分析相色连,方才是‘太炎学’最让人着迷之处。”

饶宗颐先生近年提出:“我以为我们应该提倡训诂哲学”,历史上若干重要观念的疏通证明,非采用训诂学方法难以解决问题。“窃以为治中国古代哲学,宜除开二障,一是西方框框之障,二是疑古过甚之障。东方哲学的源泉由本土茁长而生,有自己的Pattem,不必套取西方的模式。文献上的资料,经典上的语言,不仅要处理文字的表面意义,还须进一步理解它内在的深层意义,和其他相关的经典语言的同义异辞。”“古文资料还是很有用的。”

根据饶先生的提示,我们可以对训诂哲学有一个初步的定义:训诂哲学,就是以训诂的方法研究及阐发哲学范畴。具体内容包括考论特定的作为哲学范畴的语词,追溯其发生、发展的途径,梳理哲学史层累的端绪,进而建构新的哲学思想。换言之,就是以哲学语词“形而下”的训诂为基础阐发其“形而上”的哲学

思想,以求得使古今如旦暮、别国如乡邻的目标。训诂哲学不仅重视哲学范畴的词语历史,也注意一般语词内在的哲学意义,以及相关经典中的同义异辞或同词异义。我们这里所说的“训诂”,包括文字学意义上的训诂,只要是侧重文字的哲学意义;同时,又比一般所说的“哲学解释学”范围也要宽泛一些,因为训诂哲学的对象在“思想”之外,非常注重思想的载体,各种与思想有关的文本都受到重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哲学著作”。同时,也不局限于成文经典。“书于竹帛”史典籍流传的主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典固然可以“口耳相传”,但是,其经典性却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要经过特定的“训诂”,如孔子对于“诗三百”的整理、解释、引用和评论。

当然,训诂哲学和训诂学是有区别的,“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中之部分。”“小学家贵圆,经学家贵专。”所以说,训诂哲学首先不是关于训诂的哲学,而是把训诂当作哲学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重视经典的搜集整理和语言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把哲学看成是训诂的一种升华,寻求文字之“上”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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