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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

发布时间:2013-11-05 10:37:00  

宋教仁

(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遁初,号渔父,汉族,湖南桃源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享年三十二岁。

人物生平

早期生涯

宋教仁6岁进入私塾读书,17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地,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

民国成立后

民国二年2月1日,宋教仁自桃源起身,经长沙、汉口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彼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昂,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至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推广宪政理念,其要旨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

遇刺身亡及遗言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1]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2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追查凶手 事后警方追查凶手为失业军人武士英、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宋教仁是“国民党”实际创始人,三元首之一(另两位:孙中山、黄兴)。在

辛亥革命爆发前,先后担任过“湖南华兴会”(后与“广东兴中会”、“江浙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思想主张 主张:“责任内阁制” 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宋教仁早年是孙中山的拥趸,曾在日本热情参与过《孙中山传》的编纂。但这种热情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07年初黄兴与孙中山因国旗问题产生激烈冲突,宋氏支持黄兴。宋氏在日期间对西方宪政有过一番研究,很心仪英式责任内阁制。辛亥前夕,其主导成立的中部同盟会的章程与活动,已完全没有“军法”、“约法”的影子;武昌起义后,其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更明言要在三个月内开设议会,完全不考虑什么“军政”、“训政”阶段。

孙氏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氏主张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前者实权握于总统之手,后者实权握于内阁总理之手。

据徐血儿回忆,孙、宋二人在1911年末曾为此有过激烈博弈:“同盟会诸巨子,会于中山行辕,议决举中山为总统,黄克强为内阁总理。克强不允。中山、汉民主张不设总理。先生内审国情,外察大势,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起而力争。中山认可,派张继与先生磋商,以克强不允任总理,拟请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吕天民至克强处力劝,克强始允。于是,中山为总统,克强为总理之议始定。”孙氏主总统制,自然反对设总理;宋氏欲造就责任内阁,自然必欲设总理。黄兴作为总理人选,夹在二者中间颇觉尴尬,竭力推辞也在情理之中。宋派握有实权,孙派刚刚归国,于起义尚无实际贡献,作出让步也不奇怪。

但孙氏的让步是一回事,革命党内部是否认可宋氏的内阁制,又是另一回事。此前在武昌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有规定不设总理,就是革命党内更倾向于美国共和制的明证。宋氏在南京欲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要求总统制须加上“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换句话说,总统签发的命令,如果没有国务院的签字盖章,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这等于保留了总统制的壳,内核却已替换成内阁总理制,孙中山的权力实际上已被架空。但代表们投票的结果,同样并不支持宋氏。

纵观宋氏对内阁总理制的坚持,既是其固有政见,也有不愿意让孙中山掌握实权的意图。宋氏多次对外解释自己坚持内阁制的理由是:“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1]

遇刺之谜

遇刺过程

关于宋教仁被刺杀的经过,当时报刊记述颇详,各种书籍转述大体相同,没必要重复撰写,所记与事实没有太多出入,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下面我们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中第四十七章“宋教仁被刺”转引如下,书的一些评论略有删节,算是将背景做个交代。

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宋教仁搭火车赴北京(见袁世凯),他和送行的人们于3月20日晚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这时车站上已有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吴仲华来告,请宋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

在枪响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于右任等,还在议员接待室中谈话,转过头来不见了宋、黄等人,乃匆匆赶出来,拟入月台,正行进间就听到了枪声,乃跑步至入口处,恰巧遇到宋中了枪,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黄兴。于右任这时非常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

他乃跑到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把宋扶上汽车。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赶快报警追凶,这边则令司机开快车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宋这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教仁送至铁路医院,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可是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宋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参见前文)。

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作依依不舍状。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在宋耳旁大声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泪珠,慢慢慢慢地断了气。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跌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宋教仁断气是在3月22日午前4时,于23日午后3时大殓,陈其美亲自替亡友去买棺材,花了200银元,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宋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一说拍有三张,待查)

各方反应

袁世凯的第一反应 电报到京,章士钊正和袁世凯一起吃饭,袁叹息说:“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的叹息是意味深长的。4月2日,著名记者黄远庸(远生)在上海《时报》的《春云初展之政局》中介绍说:“袁总统于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此袁总统得消息后之确情也。”

孙中山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在黄兴家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孙中山甚至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示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黄兴的第一反应

据说开枪时,黄兴正在现场,于是他将宋教仁扶住说:“我们一方面将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医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凶徒。”宋教仁手术出来后,住在单间病房。黄兴代拟一电文,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睹此心痛,用双手扶着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黄兴痛哭失声。”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黄兴严斥 “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赵秉钧的第一反应 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秉钧正主持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

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在场阁员目睹这种怪诞举动,无不面面相觑,鸦雀无声。直到一位秘书进来报告,大总统请总理立刻去公府,赵才回过神来,停止转圈自语,交代阁员们不要散会,等他回来后接着开,然后便匆匆而去。阁员们奉命一直等到中午,都不见他回来,这才散去。

宋案之谜

杀宋嫌疑者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

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

袁世凯杀宋说

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右图)(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 3月13日,应夔臣给洪述祖发电报称“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而后应桂馨给洪述祖的电报“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

《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据袁克文回忆,袁世凯曾说:我代人受过多的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虽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但是都没过半。而支持袁世凯的进步党,以及“其它党派” 组成的“拥袁”派却过了半数。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其它党派”的性质。其成员大多由袁大总统直接点派的“蒙藏等地议员”组成。 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赵秉钧杀宋说 “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曾向他出示了某人照片,以1000元赏格,让他去杀掉该人。他推辞了,案发后,他发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1901年,袁世凯委以赵秉钧创办巡警的重任,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其后又建立全省巡警网,深得袁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 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 根据这些线索,捕房到应桂馨家搜查,竟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在审讯中供认,他在两个月之前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应答应给他1000元,并拿出宋的照片,让他行刺,并先付他30元。

巡捕房对应宅进行了两次搜查,搜出作案凶器——五响手枪一把。该枪尚存子弹两颗,与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此外还查出一批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甚至袁世凯。赵秉钧交给应夔丞的手令,内有联络通讯密码。

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

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

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死。袁世凯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后追封赵为“一等忠襄公”。

赵死后传说纷纷。坊间说是袁毒死了赵,说:赵抑郁成疾,袁特派名医给他看病。谁知药入口后,腹如刀绞,便呜呼毕命了。但反此说者认为:从各方面看赵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袁杀赵找不到铁证。

陈其美杀宋说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陈其美、应桂馨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为人一向胆大妄为,心狠手辣,谋刺李燮和、陶骏保、陶成章、夏瑞芳都有他的身影。

宋教仁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曾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单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

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时党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

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反方: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宋案已发生了近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

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

这一百年来,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杀了??”上,谁也不愿意花时间想想,宋的事业为什么随着这个31岁年轻人的肉体消失,再也不能于“我国”引起哪怕一点点的涟漪?

后世评论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于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用光明正大之手段,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于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这个“国民党”,不同于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后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许多后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对于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抵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欲是,被刺,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开启了中国此后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民初是政治转型的关键时代。政治转型的实质是博弈,博弈的实质是妥协与实力。可惜的是,一度成为这个时代舞台主角的宋教仁,既缺乏实力又不懂妥协。其理想虽好,却毫无成功的希望。当宋氏的理想破灭,动荡时代再度降临。纪念宋教仁,不仅要重温他的理想,更应反思他的教训。宋的宪政之路,本是一条死胡同,不必移花接木将责任推到孙中山头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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