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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日常积极事件的保护作用

发布时间:2013-12-09 10:00:37  

2010年

4918(2010)06-0634-640文章编号:1001-

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第6期

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日常积极事

*

件的保护作用

赵景欣

(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1

刘霞

2

250014;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100875)

要:以来自河南省农村的410名农村留守儿童(双亲外出和单亲外出)和非留守儿童为被试,考察了日常烦恼

这一危险因素与儿童抑郁、反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了日常积极事件在其中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儿童经历的日常烦恼越多,其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水平越高。日常积极事件表现出了对儿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改善效应,但是因儿童留守类别的不同而不同:日常积极事件对单亲外出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抑郁的改善效应较强,对双亲外出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改善效应较强。此外,日常积极事件还可以有效抵抗日常烦恼对儿童反社会行为的不利影响。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积极事件;保护作用;抑郁;反社会行为

1引言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

儿童的心理社会问题(如反社会行为和抑郁),保障他们的积极发展,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父母外出打工,使农村留守儿童经历了一次家庭结构的大变动,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压力事件。同时,农村留守儿童还经历着与一般农村儿童相似的日常烦恼。主要压力事件与日常烦恼属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不同范畴(DeLongis,Folkman,&Lazarus,1988)。其中,主要压力事件是压力的远端测量,日常烦恼则是压力的近端测量。研究发现,与主要压力事件相比,日常烦恼与个体适应结果之间的关联更强(DuBoisetal.,1994);在家庭结构发生转变后,那些经历较多消极事件的儿童会产生更多的适应问题(Sandler,Wolchik,Braver,&Fogasetal.,1991;Doyle,Wolchik,&Dawson-McClure,2002,2003)。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研究表明,日常烦恼能够独立于主要压力性事件而制约着个体的适应性结果,如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由此可以看出,与父母外出打工这一主要压力事件相比,留守儿童所经历的日常烦恼可能是其出现心理社会问题的更为重要的危险因素。因此,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近端压力(如日常烦恼)要比关注其远端压力(父母外出打工)似乎更有意义。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

2007;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赵景欣,2008)。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青少年全国妇联,

近5800万,已经成为一类不可忽视的弱势儿童青少2008)。年群体,并且其规模将日趋扩大(全国妇联,根据父母的外出情况,农村留守儿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双亲外出和单亲外出。根据监护者的不同,双亲外出儿童可进一步分为:隔代监护、亲戚朋友监2006);护、自我或兄弟姐妹监护(叶敬忠,王伊欢,单亲外出儿童又可分为父亲监护和母亲监护。不论采取哪种监护方式,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的父母亲情的相对缺失。在这一不利处境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许多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诸多的心理社会问题,外部行为问题(如反社会行为)和内部情绪问题(如抑郁)尤2005;范其具有代表性(周宗奎,孙晓军,刘亚等,2005;池瑾,2008;范兴方,桑标,胡心怡,申继亮,2009)。如何降低农村留守华,方晓义,刘勤学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09YJCXLX015);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经费资助;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号:04JZD0026).

E-mail:liuxia@bnu.edu.cn;赵景欣,E-mail:jingxinzhao@126.com通讯作者:刘霞,

634

赵景欣刘霞: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日常积极事件的保护作用

根据Felner,

Farber与Primavera(1983)提出的过渡事件理论(transitionalevents),在家庭结构发生转变后,儿童的适应结果与他们所经历事件的数量和种类,以及他们所拥有的适应这些经历的资源或保护因素存在相关。在日常生活中,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不仅包括上述的日常烦恼,也包括日常积极事件。所谓日常积极事件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高兴、

幸福或舒心的事情(Compasetal.,1987)。Lazarus,Kanner和Folkman(1980)认为,日常积极事件可能会通过产生积极的感受来缓冲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消极影响,这些积极的感受能够促进个体对压力的适应。Fredrickson(2001,2005)进一步提出了积极情绪的“扩大-构建理论”(Broaden-and-buildtheory),认为积极的情绪体验,例如高兴、感兴趣、满足、自豪和热爱等,能够扩大个体即时的认知-行动技能,

逐步建立他们持久的心理发展资源,从而提高个体对压力的适应。因此,如果说日常烦恼是儿童发展的危险因素,日常积极事件则可能是儿童发展的保护因素。

一些理论家提出了保护因素的两种保护效应模型(Luthar,Cicchetti,&Becke,2000):主效应(也称之为改善效应)和交互作用效应(也称之为压力抵抗效应)。在主效应模型中,

保护因素会对所关注的个体发展结果产生直接的、独立的影响。在交互作用模型中,保护因素(如日常积极事件)和危险因素(如日常烦恼)会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儿童的发展结果,具体表现为:在保护因素(如日常积极事件)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个体的发展结果相对不受或较少受到危险因素(如日常烦恼)的影响。

日常积极事件对个体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改善效应已经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许多研究发现,个体经历的日常积极事件越多,其抑郁、反社会行为水平越低(Doyleetal.,

2003;Sanderetal.,1991)。对于那些处于家庭结构转变状态儿童的为数不多的研究表明(Doyleetal.,2002),在继父家庭中,儿童经历的积极事件数量与个体或父母报告的较低的抑郁水平存在关联,但是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相关不显著;离婚家庭儿童经历的积极事件与父母报告的反社会行为存在负相关(Sandleretal.,1991)。还有研究发现(Doyleetal.,2003),离婚家庭儿童经历的积极事件与其自我报告的反社会行为存在显著关联,

但是与儿童的抑郁、及母亲报告的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日常积极事件对儿童的抑郁、反社会行为的改善效应似乎在不同家

庭结构的儿童群体中出现了不一致。此外,日常积极事件对儿童抑郁、反社会行为的压力抵抗效应也得到了研究的证实:对于继父家庭中的儿童,在经历高数量积极事件的情况下,压力性事件与儿童自我报告的抑郁、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要低于低数量积极事件的情况;在离婚家庭的儿童群体中也是如此(Doyleetal.,2003)。对同样处于家庭结构转变状态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来说,

日常积极事件对于其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是否存在改善效应或压力抵抗效应?另外,农村留守儿童中的单亲外出儿童和双亲外出儿童以及非留守儿童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家庭结构状态,那么,日常积极事件的保护效应在不同留守类别的儿童中是否存在一致性?上述问题的解决对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日常积极事件对处于不同家庭结构状态儿童的保护效应,并据此提出针对不同留守类别儿童的教育干预措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为被试,通过各类儿童群体之间的对比,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农村留守儿童所经历的日常烦恼的增多能否预测其抑郁、反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2)日常积极事件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是否存在保护的主效应,即改善效应?(3)日常积极事件能否调节日常烦恼对儿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不利影响,表现出压力抵抗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河南省某一

乡镇选取了四年级到初二14个班级的410名儿童,各年级的人数分别为:46、55、47、116和126人,年龄分布在10岁到1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03岁。筛选被试的标准如下:(1)父母没有离异;(2)父母没有任何一方去世;(3)儿童自身没有残疾;(4)问卷做答有效。根据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的情况,这些儿童被分为三组:双亲外出儿童(n=92)、单亲外出(母亲监护)儿童(n=130)和非留守儿童(n=188)。其中,男生245名,女生165名。2.2测量内容

2.2.1

儿童的反社会行为

采用儿童行为核查表(青少年)中的反社会行为分量表对儿童的反社会行为进行测查(Achenbach&Edelbrock,1987)。量表包含9个项目,例如“我常跟一些爱惹麻烦的孩子混在一起”

,“偷东西”,逃课或逃学”等。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在一个三

635

2010年心理发展与教育第6期

点量尺上(1“根本不这样做”

———3“总是这样做”),让儿童对该量表的项目进行了回答。该量表已被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青少年群体的测量,取得了较好的信度和效度(Barber,Stolz,&Ols-en,200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2.2.2

抑郁

对于抑郁的测量,

采用了国内学者俞大维和李旭(2000)修订的由Kovacs编制的儿童抑郁量表(CDI)。该量表包含27个项目,涵盖了儿童期抑郁的一系列症状。每个项目通过呈现三个选项来评估一个症状,由儿童进行选择。三个选项按照0~2记分。例如,

0“我有时感到伤心”;1“我常常感到伤心”;2“我总是感到伤心”。在本研究中,以儿童在27个项目上的总分作为儿童抑郁的指标,分数越高,

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已经被应用于多个研究之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CDI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2.2.3

日常烦恼和日常积极事件核查表

不同文化中个体的生活经验会存在一定的差异(Bronfenbtunner,1989),在日常生活中就体现为个体所经历的日常生活事件的不同。考虑到目前尚缺乏适用于中国农村儿童群体的日常生活事件测量工具。因此,

采用自编的日常生活事件核查表(赵景欣,2007;刘霞,胡心怡,申继亮,2008),对本研究中农村儿童样本所经历的一般日常烦恼(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共同经历的日常烦恼)和日常积极事件进行测查。其中,一般日常烦恼核查表包括72个项目,日常积极事件核查表包括34个项目,两个核查表的内容涉及儿童的学业成就(如“做不好练习题”;“对于老师的问题,我答的又快又准确”)、同伴交往(如

“被同学冤枉”;“与伙伴们玩的开心”)、师生交往(如

“不能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老师信任我”)、家庭生活(如“家里不给买我想要的东西”;得到家人的表扬和夸奖”

)以及个人的窘迫或个人所得(如

“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找到了丢失的东西”)五个领域。在具体施测时,被试需要在一个三点量尺上(从0“没发生”到2“经常发生”),报告从开学到现在(测量时间)”这段期间各事件的发生频率。通过计算儿童所经历的一般日常烦恼或日常积极事件的发生总次数,

作为一般日常烦恼或日常积极事件的指标。该核查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赵景欣,2007;刘霞等,2008)。在本研究中,一般日常烦恼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日常积极636

事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2.2.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SES)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本研究的协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有多种方式,但常以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三者的结合来衡量(Bradley&Corwyn,2002)。由于本研究样本的特殊性,本研究以儿童知觉的家庭经济压力作为家庭收入的指标,并把该指标与儿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相结合,作为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采用Shek(2003)编制的“当前经济压力量表”(CESS),运用4个项目,在一个四点量尺上测量了儿童对当前经济压力的知觉,例如:“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你家里的钱能够支付家庭的开支(花销)吗?”等。该量表曾经被用于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测量(Shek,2003),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让儿童根据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分别在“没有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六个类别中做出选择,并依次对这些类别赋予了1~6的分值(师保国,申继亮,2007)。最后,把儿童在知觉的经济压力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两个指标上的总分,作为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其分数范围在6~28分之间。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主试均由具有施测经验的发展心理学研究生担任。在施测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培训。在具体施测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每班由一名主试负责,当场收回问卷。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

不同留守类别的儿童在各变量上的得分见表

1。ANOVA分析发现:不同留守类别的儿童在反社会行为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2,407)=0.31,p>0.05),但是在抑郁得分上的差异显著(F(2,407)=4.15,p<0.05)。进一步的事后分析(Tukey)表明,单亲外出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双亲外出儿童(p<0.05)和非留守儿童(p<0.05),双亲外出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不同留守类别的儿童在日常烦恼和日常积极事件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5)。MANOVA分析发现,在本研究的各变量上,留守类

“““

赵景欣刘霞: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日常积极事件的保护作用表1

不同留守类别儿童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单亲外出

SD6.682.3113.958.35

M14.1011.6050.0535.46

SD6.072.4117.779.55

M15.9611.8151.4836.12

非留守儿童

SD6.212.2717.098.08

M15.4111.7350.6036.06

总体

SD6.322.3216.658.62

双亲外出M

抑郁反社会行为日常烦恼日常积极事件

16.1311.7649.5636.78

别与性别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0.05)。因此,在本研究中将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而不单独考察其效应。

表2

日常

烦恼

日常积极事件反社会行为

抑郁家庭SES性别年龄

0.13

0.27

0.38

-0.26

0.001;R2=13%),然后是非留守儿童(β=0.25,p<0.01;R2=5%)和双亲外出儿童(β=0.23,p<0.05;R2=4%);日常烦恼对儿童抑郁的预测强度也在不同类别的儿童群体中出现了不同:非留守儿

本研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日常积

极事件

反社会行为

抑郁

家庭SES

性别

2

童(β=0.41,p<0.001;R=15%)和单亲外出儿2

童(β=0.40,p<0.001;R=15%)的日常烦恼能

-0.10*



-0.160.19

够显著正向地预测其抑郁水平,但是双亲外出儿童的日常烦恼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仅达到了边缘显著水



-0.21

0.09-0.080.06

0.030.07

2

平(β=0.19,p<0.1;R=2%)。

-0.010.06



-0.010.260.14*0

0.11*

分别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为因变量,以日常积极事件为预测变量,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儿童的日常积极事件能够显著负向地预测其抑郁(β=-0.20,p<0.001;R2=4%)和反社会行为(β=-0.13,p<0.01;R2=2%),说明日常积极事件能够较为有效地改善儿童单亲外出和非留守的抑郁状况。分别在双亲外出、

儿童群体中进行上述回归分析发现:单亲外出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日常积极事件能够显著负向地预测R2=5%;β=-其抑郁水平(β=-0.23,p<0.01,

0.24,p<0.01,R2=5%),但是双亲外出儿童的日常积极事件对其抑郁水平的预测作用仅达到了边缘

2

显著水平(β=-0.19,p=0.06;R=3%);然而,

0.08

1为男);*p<0.05,注:对性别进行虚拟编码(0为女,p<0.01,p<0.001,下同.

进一步对儿童的日常烦恼、日常积极事件、抑郁、反社会行为以及各协变量(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见表2),日常烦恼与儿童的抑郁、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日常积极事件与儿童的抑郁、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此外,年龄与儿童的抑郁、反社会性别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

行为相关显著,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抑郁和日常烦恼之间相关显著。因此本研究将把性别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但不再关注儿童的年龄效应。3.2

日常烦恼与日常积极事件对儿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

分别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为因变量,以日常烦恼为预测变量,在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日常烦恼能够显著正向地预测

2

儿童的抑郁(β=0.35,p<0.001;R=12%)和反2

社会行为(β=0.29,p<0.001;R=8%)。分别在

对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双亲外出儿童的日常积极事件能够显著负向地预测其反社会行为(β=-0.22,p<0.05;R2=4%),单亲外出儿童的日常积极事件对其反社会行为的预测力达到了边缘显著水

2

平(β=-0.14,p=0.07;R=2%),非留守儿童的

日常积极事件则不能显著预测其反社会行为。3.3

日常积极事件对压力的抵抗作用

在控制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条件下,分别以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和抑郁为因变量,以留守类

别、日常烦恼、日常积极事件、各变量之间的交互

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儿童群体中进行上述回归分析发现:三类儿童所经历的日常烦恼的数量都能够显著正向地预测其反社会行为,其中,单亲外出儿童日常烦恼的预测力最强(β=0.37,p<

项为预测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探讨了日常积极事件对日常烦恼影响的调节作用,以及这种调节作用不同留守类别儿童群体中的异同。结果发现(见

①对留守类别这一变量进行虚拟编码,以非留守儿童作为参考类,双亲外出儿童和单亲外出儿童相对这一参照类形成两个变量.

637

2010年心理发展与教育第6期

表3),在控制协变量的条件下,该回归模型对于儿童反社会行为和抑郁变异的解释率分别由原来的17%和20%降低为10%和16%,说明协变量的控制有效。

表3

日常积极事件的调节作用分析

因变量

反社会行为

抑郁(β)(β)

Block1(协变量)性别

0.26



0.01

社会经济地位0.01-0.21



Block2双亲外出儿童0.020.04单亲外出儿童-0.04-0.13*

日常烦恼0.320.39



日常积极事件-0.13

-0.21

Block3

双亲外出×日常烦恼-0.02-0.04单亲外出×日常烦恼0.070.02双亲外出×日常积极事件-0.050.01单亲外出×日常积极事件-0.03

0.01日常烦恼×日常积极事件-0.12

-0.02Block4

双亲外出×日常烦恼×日常积极事件-0.04-0.02单亲外出×日常烦恼×日常积极事件0.030.05总体R

2

17%20%控制协变量后的R

2

10%

16%

从表3可以看出,日常积极事件与日常烦恼的交互项对儿童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但是模型中的三变量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日常积极事件对儿童的日常烦恼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但是这种调节作用在不同留守类别的儿童群体中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对该调节效应的本质进行描述,采用了Aiken和West(1991)提出的简单斜率分析法(simpleslopeanalysis)。具体来说,抽出低日常烦恼(最低值)和高日常烦恼(最高值)两组,根据回归方程计算了在日常积极事件较低(平均数以下一个标准差)和较高(平均数以上一个标准差)时,日常烦恼对反社会行为的预测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

随着儿童经历的日常积极事件的增多,日常烦恼对儿童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明显下降,具体表现为:在低日常积极事件的情况下(β=0.43,t(405)=5.98,p<0.001),日常烦恼与儿童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高于高日常积极事件时的情况(β=0.22,t(405)=3.93,p<0.001),说明日常积极事件能够有效抵抗日常烦恼对儿童反社会行为的不利影响。但是,日常积极事件的这种抵抗作用在儿童的抑郁上并没有出现

。638

图1

日常积极事件对日常烦恼与儿童反社会行

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讨论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社会问

题的研究几乎较为一致地发现(周宗奎等,2005;范方等,2005;池瑾等,2008;范兴华等,2009),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较多的内部失调和外部失调问题。然而,在本研究样本中,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水平并没有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的不一致,可能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这种不一致符合人类发展的生态学模型所提出的“宏系统只是一些本身缺乏解释力的标签”的论断(DeLongisetal.,1982)。由于儿童所处的近环境或近环境影响的不同,远环境(如留守类别)不仅不能很好地说明留守儿童的适应过程,

而且还会导致不同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第二,这种不一致也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所取样本的地区、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不同所造成的。

个体生活中经历的日常烦恼往往被看作是个体发展的危险因素(Lutharetal.,2000)。与已有研究相一致(Compasetal.,1987;Sandleretal.,1991;Doyleetal.,2002),本研究中的日常烦恼仍然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日常烦恼的增多能够预测儿童较高的反社会行为和抑郁水平。但是,日常烦恼对儿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在不同留守类别群体中出现了不同:与单亲外出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相比,日常烦恼对于双亲外出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预测力最低。基于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质性研究发现(申继亮,2009),父母外出打工使得儿童的生活过早独立

,“他们能自理生活,自己照顾,自己遇到什么难事就自己解决,自己洗衣服”(申继亮,2009);同时,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双亲外出儿童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在当地来说比较不错,他们的零花钱比较多,花钱比较自由、大方,能够积

赵景欣刘霞: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反社会行为:日常积极事件的保护作用

极为别人提供物质帮助;很多留守儿童在班上与同学们的关系较好;另外,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表现不好或者做了什么错事,也不会过于担心回到家里受到父母的责骂,相对比较“自由”。这样,双亲外出儿童在不利处境中锻炼出来的上述能力和特定生活条件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常烦恼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发现,日常积极事件的增多能够直接负向预测儿童的抑郁水平和反社会行为,表现出了保护效应中的改善效应。但是,这一改善效应因留守类别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因儿童心理社会问题的类型而表现出了模式上的区别。与单亲外出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相比,日常积极事件对于双亲外出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改善效应最大,但是对于其抑郁的改善效应仅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作为父母亲情缺失最为严重的双亲外出儿童,经历日常积极事件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周围人(包括同伴、教师和家人等)对他们的关注,这样,他们就会通过表现出较好的行为而非反社会行为来期待日常积极事件的再次发生。另外,由于家庭资源的缺失,双亲外出儿童更可能会经历使他们表现反社会行为的处境。但是,日常积极事件所引发的积极情绪体验会通过建立持久的个人资源来扩大个体即时的认知-行为范围(Fredrickson,2001),

从而促使他们去探索超越个体典型行为之外的更广范围的认知和行为倾向。这样,双亲外出儿童在面临危险情境时,可能会选择其他的认知-行为取向来做出反应,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他们的反社会行为的产生;第二,抑郁是指无效应对生活压力的后果(陶沙,2006)。对于双亲外出儿童来说,日常积极事件通过引发积极情绪所建立的资源或对个体自我系统的积极作用,虽然能够改善双亲外出儿童的反社会行为,

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其抑郁症状,但是这些资源或对自我系统的积极作用可能并不足以使双亲外出儿童有效地应对父母都不在身边这一主要压力事件以及相关联的留守日常烦恼,因此表现出了对其抑郁改善效应的弱化。

在本研究中,无论是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在日常烦恼这一危险因素水平增加的情况下,日常积极事件这一保护因素虽然能够降低日常烦恼对个体反社会行为的不良影响,但是却难以抵抗日常烦恼对抑郁的不利影响,说明日常积极事件的压力抵抗效应因心理社会问题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了一定差异。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

象。如前所述,日常积极事件可能会通过产生积极的情绪来促进个体对压力的适应(Lazarusetal.,1980;Fredrickson,2001),这一机制虽然能够阐释本研究中日常积极事件对反社会行为上的保护反应性,却无法对抑郁做出解释。因此,这一现象背后到底还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哪些保护因素能够降低高压力条件下儿童的抑郁水平?这些研究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发现的日常积极事件在降低农村留守儿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上的保护效应,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该弱势群体儿童发展的保护机制,并启示:多为儿童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创造一些日常积极事件的经历,可能是抑制儿童出现心理社会问题并促进其积极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区分“曾留守儿童”。儿童曾留守的不利影响可能存在长期效应,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对于曾留守儿童群体予以关注;第二,仅关注了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将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被试的年龄范围,在一个较长的年龄区间内考察日常积极事件在抑制儿童心理社会问题上的保护效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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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yle,K.W.,Wolchik,S.A.,&Dawson-McClure,S.(2002).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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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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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Left-Home-Children’sDepressionandAntisocialBehavior:

theProtectiveRoleofDailyPleasures

ZHAOJing-xin1

LIUXia2

250014,China;

100875)

(1.SchoolofPsychology,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

2.InstituteofDevelopmentalPsycholog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

Abstract:Atotalof410children,includingParentsLeftforWork”(PLW)group,“FatherLeftforWork”(FLW)groupandnormalgroup,wererecruitedfromaruralareasinHenanprovince.Thesechildrencompletedaself-reportassessmentontestingrelationshipsbetweendailyhasslesandchildren’sdepressionandantisocialbehav-ior,andtheprotectiveroleofdailypleasuresintherelationships.Resultsshowedthathigherlevelofdailyhasslespredictedhigherscoresofchildren’sdepressionandantisocialbehavior.Ameliorativeeffectsofdailypleasureswerefoundforchildren’sdepressionandantisocialbehavior,however,theeffectschangedasafunctionofchil-sgroup.Forchildren’sdepression,thepredictivepowerofdailypleasuresinFLWandnormalgroupwasdren’

strongerthaninPLWgroup.Incontrary,theameliorativeeffectsofdailypleasuresforchildren’santisocialbehav-iorinPLWgroupwerestrongerthaninFLWandnormalgroup.Moreover,thenegativeeffectofdailyhasslestochildren’santisocialbehaviorwasresistedbydailypleasures.

Keywords:RuralLeft-Home-Children;dailypleasures;protectiverole;depression,antisocialbehavior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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