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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_三位湘西作家创作的共同主题_黄丽梅

发布时间:2013-12-26 14:47:07  

黄丽梅:出走:三位湘西作家创作的共同主题

出走:三位湘西作家创作的共同主题

黄丽梅

  湘西曾是一块被时代和文明放逐,却被文学收容与膜拜的土地。因为文明的疏远,它蛮野苦难;因为文学诗意的抚摸,它又变得美丽神秘。文学这只手在30年代从湘西作家沈从文那儿已伸出,它指给你“边城”,指给你“长河”,指给你那些不知苦难的不幸女子,野性又多情的土匪水妓,展现出湘西独特的自然美和人性美。

历史翻到80年代这一页,又有一批土家族作家把笔触伸进湘西,其中尤以孙健忠、蔡测海和田瑛三位作家最具代表性。三位作家有着共同的族属,又都来自湘西,他们不约而同地描画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山川风物,叙写它的历史变革,探索它的文化之根,测试它的特质性格。

孙健忠大声呼唤变革,他的人物在现代文明面前充满了骚动与不安;田瑛被大山重重围困的人物也作着种种突围的努力,正如郭小东所说:“他迄今所做的一切包括文学创作,都处于山的包围和山的奔突之中”;蔡测海小说集《母船》的母题便是“出走”。凌宇认为,在蔡测海这类以“出走”为母题的小说中,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叙事模式:

刺激、呼唤外部世界环境o

走出自己的影子1本土地域环境

这大致也是其他以“出走”为母题的作品的基本叙事模式。这是由作家的经历体验与作家的认识过程决定的。少数民族作家,多从封闭落后的区域环境中走出来,他们在地域和外界的对比中获得双重观照,当他们以外部文明观照区域的滞后时,看到本土与外界的巨大落差,感到了不安,便开始以人物以文学呼吁区域滞后文化的变革,区域创造精神的觉醒,敦促区域民众尽快走出自己的阴影,走向世界。

一、外面的诱惑

关纪新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一文中认为,新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家曾推出过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任何一个民族社会,其内在的勃勃活力,就在于它的成员们若干个性的充分显示和展开,为了不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再阻碍民族健全精神的成长,是我们来正视与疗治自己精神疾患、打破旧式群体意识一统天下的时候了”。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严肃审视和反思后,少数民族作家们得出的结论。

由于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普遍遵从维护一种群体意识,本能地否定任何超越群体意识之上的个性要求及个体创造精神,使得潜伏在个人身上的智慧和能力难以发挥,属于个体的正当情感与合理要求也时时为群体所禁锢,个体成为群体的附属,不能拥有人格的独立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个性的张扬,在这种群体的互相掣肘、碰撞、消耗中,民族文化经济被远远甩在现代文明之后,人的生命价值也不能充分体现。当时光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与外界有了日益频繁的交流,在外界的刺激下,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就会不断地有人从传统中挣脱出来,投身外部世界,投身新的文明。这一具有启蒙主义的创作倾向,在我们这三位作家那里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蝉妹(孙健忠《云里,雾里》)、矮子贵二(孙健忠《醉乡》)到阳春(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百合(蔡测海《麝香》),都在自己本属平淡的生命里划出一道个性勃发的彩虹。

这次的出走可以认为是长期遭受封闭压抑的主人公们对现代文明第一次充满惊喜的触摸。这种触摸的惊喜来自于现代的物质文明,来自于陌生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住在荒凉的锦鸡岭上的蝉妹同所有的乡里女孩一样最爱上街,小小的但在她看来“已经是一个绿世界”的龙尾街以热闹,以女伴们繁忙的豆腐铺、甜酒、油粑粑摊、缝纫机,更以一个年轻后生的存在牢牢地抓住了姑娘的心,以蝉妹的心愿和意志,她会毫不犹豫地背叛父亲的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投身龙尾街。出走的意图已酿成,但她却缺乏背叛的决心和勇气,她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维护自己的想要的生活方式,最后只能在父亲的传统观念和权威中自怨自艾,苦苦等待。而阳春却终于挣脱了父权给她定下的命运,挣脱了传统观念的枷锁,走向新的人生天地。

蔡测海在谈到《远处的伐木声》的创作动机时说,他在北京沐浴了改革春风,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状态,回湘西老家探亲时又在山乡人民淳朴静穆的生活和意识,以及愚昧落后保守停滞的“另一种气氛”中沉下来,“不知是一种政治激情还是创作冲动?总之对先前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突然变得不可容忍起来,一些吞吞吐吐的欲念也变得理直气壮起来。于是当自己

?的灵魂在一阵骚动之后宁静下来的时候,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愿望,要让生活变一变的愿望”。

正是作者这种在外部世界刺激下,在时代及潮流刺激下产生的“要让生活变一变”的愿望,产生了古木河边的背叛,产生了阳春对更为开放更具活力的新生活方式和爱情的投奔。在悠远山里的伐木声与河对岸轰轰放炮声的对比中,在老桂木匠一家三口平静刻板的生活与建筑工地人们欢歌笑语的对比中,传出外部文明的呼唤,传递着人们思想意识变革的信息。

《麝香》则呼唤一种更健全更美好的民族心理。历尽磨难、从马哈拉大森林死里逃生的一对男女,没有被热烈地欢呼赞扬和祝福,反而遭到无端猜忌。这是一种狭隘变态的民族集体心理,拥有这种集体心理的克寨人大方地为失败者洒同情的眼泪,原谅他们的弱点过失,却会怀疑强者战胜困难的行为和动机。在世俗的偏见和嫉妒心理的驱使下,他们甚至忘了对生命的尊重与珍惜。重新看到心爱的妻子的丈夫岩生,甚至不给百合一点儿物质上的暂时而人道的关切。百合如果就此离开了丈夫离开克寨,那也是对克寨人狭隘心理的一种决绝式反抗(但克寨自然而然可以认为她是逃避),也是对岩生不信任妻子,不善待死里逃生的女人的颇具现代意识的报复。但百合没有离开克寨,而是返回克寨,这是对自己美好品质人格自信又带固执的坚持。百合没有完成空间的出走,似乎也未能完成对传统心理的激烈控诉和诀别,但她选择了留下来继续热爱丈夫和克寨,则完成了一次对落后心理意识、思维方式的出走与超越,可以想象,她不仅要完成自己一次生命的超越和升华,还要以自己的行为打开他人偏狭的心锁。

这次出走是对旧习俗旧观念旧生活方式的抗争背叛,对新的更为“文明”的生存生活方式的热烈呼唤与拥抱。物质文明、新生活方式的追求只是出走的显表目的,出走伴随着个性

黄丽梅:出走:三位湘西作家创作的共同主题

解放、人格重建的深层迫切要求。阳春拒绝了桥桥,主要是因为桥桥身上一脉相传的刻板保守,缺少个性,也即缺少活力和创造力,对于老木匠的死板的管制,他毫无反抗的意图,对于萌动的青春躁动的爱情,个性的缺乏使他只会躲避压抑,也使他最终失去了阳春的爱情。阳春主动选择了水生,不仅仅因为水生代表了一种更文明先进的生存方式,意味着新的生活天地,更是由于她被水生积极进取的精神,敢于闯荡敢于坚持自我的个性所吸引。而阳春对爱情的主动追求,背叛父亲大胆出走本身也正是对个性张扬的肯定和礼赞。

在矮子贵二身上,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颗争取个性解放的心灵。生活在湘西偏远农村的贵二,曾经处于物质的极度贫困中,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还得承受着人格的漠视与侮辱。借着农村改革的历史契机勤劳致富,虽然受着旧文化中的伦理观与经济观错综复杂的束缚和打击,但他寻求变革本身就是一次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挑战,对个体创造精神的肯定。作者曾说过:“我画了一张网,每个人都粘在网上,照了一定的顺序排列着,各就各位,相互依存。现在这种排列被搅乱了,必须按一种新的顺序,重新排列组合。不对,为什么要重新排列和组合?为什么不可以挣脱和撕烂这张网?可喜可贺,矮子贵二终于挣扎出来,摆脱了对网和对

?人的依附,飞进了自由的空间”。网的挣脱标志着个体的解放,作家在这里企望放飞的,不

仅只是本民族同胞追求富裕生活的高远志向,更包括着他们那争取个性解放的心灵。贵二在挣脱了传统束缚,获得个性解放的同时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重新获得了人格的尊严。

在这种出走的主题模式中,一般总有一个负载着外部文明侵入区域环境的外来者或外来因素。他们带来新的文化因素,使主人公对区域文化的认识有了新的参照系统,在对比中发现自己文化体制中的滞后性,图谋革新与超越。从这一意义上说,外来者带来的文化也是与本土文化互补,促使民族文化更新的动力。在《云里,雾里》中,牵动蝉妹的心,诱惑着蝉妹的是龙尾街上不断更新的物质文明,缝纫机、手表、大船等等新事物不断侵入她的心,使她不断萌发着离开锦鸡岭,奔向龙尾街的欲望。如果没有水生和他的施工队,没有水电站,打炮声,阳春纵使寂寞,纵使对平静刻板的生活与爱情不满,也不大可能独自离开古木河畔,离开父亲的保守严格和桥桥的保守懦弱,本可以在简朴扎实格式相同的青瓦木楼里,在宁静悠长的古木河边终老的。矮子贵二本身就曾闯入外部的文明,正是在被逼外出的流浪生涯中,他受了一次异质文化的洗礼,滋生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得以从雀儿寨古朴而保守的农耕文化观念中挣脱,在对财富的追求创造中找回了人的尊严,重塑了自己的人格。在闯出马哈拉森林闯出死亡线的百合那里,似乎没有两种文化的互相参照与对话,她能超越民族的世俗偏见,摆脱精神上对一种集体意识的依附,得益于环境和经历的启示。正像凌宇所说:“误入原始密林的百合,感应着生命发出的走出大森林的信息,在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生与死的艰难痛苦历程中,通过人与新的环境的耗散,从冥漠的大自然中获得生命的启悟,终于凝聚了生命的深度与力度,摆脱了精神上对人的依附”。死亡的洗礼,使百合的心胸和人格得到扩展,而这种对大自然对生命启示的敏悟也来自于百合超越于克寨群体意识的潜在素质。她曾念过高小,又到县卫生学校培训班学过几个月,这些经历使她具备了审视与审判克寨人心理的可能性。而在她的想象中,还有一个完全异于本土环境的舅舅的乡里,那个森林大山之外的世界也诱惑着她,让她产生无穷的想象。?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二、走出自己的阴影

考察阳春等的出走,我们会发现它呈现出一种“现在时”地向外突进的状态。这些出走是对现在的落后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本能的抗拒背弃,对扑面而来的文明季风充满感激和信心的拥抱。出走的原因在于本土地域的贫困闭塞观念因袭造成的与外界的巨大反差以及对个体活力的束缚,出走的目的在于弥补与现代文明的脱节,解放个性。这是一次充满想象力充满信心的行动,但在这第一次飞奔跳跃的尝试中,作者和人物都将感到出走的脚步超出想象的沉重,阳春跨过古木河,百合回到克寨并不意味着一切观念、个性的问题都圆满解决,她们跨出这勇敢但也天真的第一步,也许暂时摆脱了些许物质、观念、情感和道德上的束缚,但却踩乱踩痛了祖祖辈辈超稳定的神经系统。许多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纠缠着迈出的脚步,第一次出走远不能完成对民族历史文化及对自我的超越,作家开始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要想真正地走出去,溶进外部广阔的世界,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必须先摆脱历史积淀的文化重负,找出自身的症结,走出自己的影子,走出生命的误区。在这种思索中,便有了茅屋巨人庞大身躯的哀叹,有了鼓里镇群体思想遗失的疑惧,有了“小屋子”的卯卯闯大世界的悲壮,有了巴洞人和窝坨街死亡的风喻。

这是一种具有历史主义的哲学思考:如果不出走,如果不走出自己的影子,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前,不前进就意味着后退,意味着死亡。时间停滞不动的窝坨街和鼓里镇,在对山外文明的等待中化为白骨的巴洞人,便是这种历史主义的忧患里最为经典的象征。窝坨街是一条拒绝理解和想象,拒绝输入任何新鲜血液,拒绝更开放更有价值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的街。它养育了生命,又在漫长不变的无意义的徘徊等待中消耗生命,它最终只能以死亡告终。鼓里镇的时间逆转,鼓里镇人放弃了生命的责任和权力,把思想命运交由几只死耗子来储存支配,这更是一种对生存欲望和生命想象群体性的怠惰与失落。巴洞人则死于一种单向封闭的思维方式和缺乏创造力的生存方式,长期困在巴洞原始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固执地拒绝现代文明,拒绝任何的改变,一经接触到更为先进的物质文明,他们不仅拒绝回归原来的生存方式,也拒绝积极主动地学习适应新的生存方式,在对“文明”的单向被动的等待中,巴洞人化为五十具下跪着的白骨。与其说现代文明和原始生活形成的剪刀差绞杀了巴洞人,还不如说是巴洞人封闭的思维方式,消极懒惰,严重缺乏想象的生存惯势毁灭了自己。巴洞、鼓里镇、窝坨街都陷于一种历史性集体性的生命疲软与想象缺乏之中,他们一天走不出去,生命一天就难以突围。在这些亦幻亦真的生存构思中,透露着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历史紧迫感:必须要走出自己的阴影,必须让生命突围。

出走永远意味着某种背叛,背叛的可能是某种权威,某种意识,一个人,一个集体,也可能就是自己。在《古里-鼓里》中,兴伯和果果一老一少二人反抗的直接对象是压制鼓里镇生命力的云山医师。这位以科学名义控制着小镇人身体的医师,又开始以几只储存众人思想的死耗子来支配鼓里镇的命运,这是个人的野心,却也是群体的预谋。鼓里镇本身就是一个封闭愚昧的体系,集体性的懒惰消极,渴望并培养着一个代替众人思想的权威统治者、控制者。时间的停滞逆转,暗示着小镇人退回过去,躲进自己影子的欲望和可能。兴伯和果果捣毁了云山医师的密室,是对集体惰性的一次公然挑战,对被窒息着的生命思想的一次释放。他们走出鼓里镇,寻找新的生活天地,预示着民族走出阴影,迎接新的生活的信心。茅屋巨人

黄丽梅:出走:三位湘西作家创作的共同主题

需要背叛的恰恰是自己,这位身体巨大的超人是古老民族文化的象征,凝聚着传统美德和巨大的历史惰性。巨型身体无穷的体力曾经是他的优势,使他辉煌一时,但随着新的文明的逼近,新事物新生产力的出现,他却只能节节败退。茅屋巨人前后两种命运对比,传递出民族必须不断图谋变革,超越自我的信息。

有时候,出走者需要的是跨越传统生存方式和生命意识的想象力和勇气。《母船》中闯卯洞的卯卯就以她的勇敢行为向古老的生存方式也是向消极的生命价值观挑战。神秘的卯洞以具有象征意味的险阻,以及安于现状的心态,使“小屋子”地方的人久久不敢不愿走出去,长年与外部世界隔绝。卯卯和父亲冲破了这种世代沿袭的懦弱和惰性心理,闯卯洞是对异质文明文化的一次探寻。历尽险阻的“母船”不仅仅把本土和现代文明联系起来,使两种文明得以交流,“母船”也是在生命长河上行驶的生命之船,它负载着从蛮荒到现代的生命历程,在它充满着生命艰辛死亡痛苦的行程中飞扬着积极豪迈的进取精神,“母船”是文明的输送者,也是生命形式的突破与升华。

从巴洞人到茅屋人到卯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向历史深层向人本身挖掘的努力尝试。这次的出走是从现在开始向传统文化(主要是劣势文化)回溯,对传统文化制约中的民族性格和集体无意识探索解剖。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出走,也是一次文化寻根,目的仍然是找出病根,以图疗治,使民族得以从生存困境中解放,使个体生命得以从困境中突围。讽喻批判性的话语或由衷的赞美中贯穿的仍是少数民族作家焦灼而神圣的使命感。

三、出走与徘徊

一般来说,作为民族先进先觉的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作家面对落后的本土文化,都具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民族的发展富强开辟出一条路,他们充满信心不无悲壮地要引导民族向现代文明现代意识出走。这种出走顺应的是历史主义的要求,民族必须不断前进,不能停滞倒退。而处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走出来的人要生存下去,要保持人格的独立,必须以经济的独立为基础。民族也是如此。而且,出走不是逃亡不是躲避,有责任感的作家走不出自己的族属,走不出童年与父辈的家园。出走还意味着接踵而至的物质重建,而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物质重建又意味着道德风俗以至人性的重建。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带来了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首先是冷酷的经济法则与温情脉脉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十分珍惜留恋公有制、均分思想、群体意识等一些古老观念,现代社会推崇的竞争意识、个性意识、按劳分配原则,打破了对那种稳定安宁生活的温馨回忆。而伴随着物欲的丰富膨胀,人的世界开始跌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深深困扰着我们的作家,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使他们陷入艰难的文化抉择之中,作家们在刚刚欢呼而至的现代文明前开始犹豫徘徊,怀念并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这种陷入两难境地的文化选择,在孙健忠、蔡测海等的作品中表现为双重的哀叹:向现代文明的进军,带来了深深的惶惑与失望;向传统文化回归,却又感到传统文化不可逆转的迷失。这种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现代化过程的惶惑与迷失,在孙健忠的《舍巴日》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这个中篇几乎是一个民族从蛮荒到现代的发展史。女主人公掐普从十必掐壳(小野兽大森林)的原始部落出发,经过麦岔(好晴天啊)和啊撒(岩洞住屋),来到了里也(可耕种的土地),这正是一个民族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的漫长历程。代表着原始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原始生存方式的掐普嫁到了农业社会,是对部落氏族前途的一次探索,对文明的一次勇敢的选择。她的这次选择和探索无疑是失败的,使她得以进入一种新的文明(农耕文明)的婚姻是农耕文化中家长制及以农为本的保守思想强压的结果,婚姻缔结后,她不仅要适应一种全新的农业社会,还陷入与另一个女人岩耳争夺丈夫宝亮的窘境之中。岩耳代表的是正向现代商业社会迈进的马蹄街,猫记饭铺是商业文明的入口,宝亮与岩耳的私情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情爱观,带有强烈个性解放的色彩。掐普绝望疯狂地同她不理解的一切争斗,试图夺回自己的丈夫,确定自己的位置,而她反抗的方式又是那么可笑无力,那么令人心痛,孤立无援的她求助于祖宗白虎神,将丈夫用麻索缚在床上,以一块碎碗碴自戕…。但是谁也帮不了她,原始的文化和心态不能与文明调和,最终掐普只得全面败退,沿着原路返回,可她的部落却又早已烟消云散不知去向了。一个部落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选择了现代文明后,也许就永远失去返回自然的选择。掐普对文明的探索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负载着一种文化的失落、疑惧与焦虑,这是一种勇敢的远征,也是一次致命的迷失。

这种焦虑和迷失也表现在这部作品中的独眼老惹及其儿子们的身上。老惹希望在土地里种出黄澄澄的金子,对于生活最大胆的想象超不出造新屋,到老时儿孙满堂。三个儿子中的老大老二突然出走,打乱了他发家致富的伟大的农民理想,他以死相逼促成的婚姻,也并没能拴住三儿子宝亮的心,反而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当商业文明步步逼近时,老惹那带有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思想只能遭受一次次的失败,给他自己和别人带来痛苦。闯进外部世界开汽车烧砖瓦的两个儿子摆脱了来自土地的束缚,却陷进了另一张被他们称为“时代”的网中。“时代”让外部世界一天一个样,“时代”让他们吃不好睡不好,“时代”折磨得兄弟俩回到家中睡了七天七夜,不断发出“我累,我累…”、“我怕,我怕…”的梦呓。“时代”的喧哗与骚动让他们怀念家乡的清静安逸,“时代”又逼着他们在一觉醒后等不及赶年团年就匆匆离开家——他们不能耽误赚钱。在“时代”飞速转动的车轮中,我们看到物欲的膨胀正侵吞着人的自然属性,使人逐渐变成物质的奴隶和工具。从野蛮向文明的出走,使掐普永远失去了原始的家园,从落后向现代化的进军,使宝明、宝光面临着被异化的危机,而历史又不能退回野蛮与落后。在这时,我们分明感到了这种文化选择的痛苦与迷惘。

蔡测海在《〈远处的伐木声〉琐谈》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憎恶一切禁锢人类灵魂的枷锁。我甚至想,当初人类并不是欢呼着走出森林的,有的是一步三回头,有的还痛哭过,有的还

?牵住已经走出森林的那些同胞的尾巴。但是也就有挣断了尾巴的勇士走到新天地里来了”。

这段话是出走开始阶段,作者和人物那种对文明充满感激与膜拜之情的流露,此时,他们对于新质文化是那样热切地向往,对于传统是那样容易地抛弃。读过《醉乡》的人肯定会对老乔保的人生形态记忆犹深,作为一种应该抛弃的保守观念的代表,作者让改革者贵二不断改变着他。但在今天,我们会思索:一只渡船、一个酒葫芦、两岸青山、一方云天的人生形态有没有值得留恋之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带给老人的是更多的幸福还是不安?同样,阳春和水生丝毫也不会想到放炮声扰乱了山乡的宁静,水电站破坏了木楼的景致,他们还不曾学会也去理解老桂木匠的生活哲学,尊重他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作者以严格的历史主义意识来观照老桂木匠们的传统观念,观照阳春们的出走,发出的也是欢呼的声音。当以一种更为准确的现代意识来观照出走后的阳春,他们出走后的世界,作者感到深深的迷茫,这种迷茫在《母船》中隐隐凸现:援救危难竟成了现金交易,野汉子的被排斥,毛毛对考试和文凭的厌倦感,这些都反映着外部世界中生命与自由、金钱与道义的重重矛盾。到了《蛇麻》,

黄丽梅:出走:三位湘西作家创作的共同主题

这种历史主义的激情消失殆尽,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面复归。王哥、黄妹也实施了一次出走,但这次是从文明向野蛮,从现代向原始的出走,是向更古老的文明的主动回归。男人与现实有着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女人在洪水中被亲情和道义所遗弃,他们抱着对现代文明的深深失望,沿河向上游向生命开始的地方出发,在水边荒野一座木屋中定居下来,过着一种自给自足无人干涉的生活。博士的到来,打破了两人世界的平衡,但这个外来者担当的已不是外部文化负载者和救世主的角色,他不会带来电线、收音机等任何外界的现代产品,他像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者,辛辛苦苦地寻找着传说已灭绝的虎人的遗迹,寻找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一种生命形态的探索追寻,是他对虎人后裔生活形态的沉迷留恋。

民族的现代化远非一次简单的出走就可一蹴而就。正像徐贲所说的那样:“中国并不会,也没有因为进入‘新时期’而自动获得现代性。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同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的‘现代化’要求和进展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使得

à争取现代性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危机的过程”。这种张力和危机在情况更为特殊的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中将更为严重,也正是这种危机使作家不断陷入种种文化抉择的尴尬。跨出原始社会的掐普在农耕文化中处处碰壁,失落在返寻故园的漫漫长路中;闯入商业文明的宝明宝亮兄弟则为“时间”所困,原本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竟成为一种机械的运动;王哥、黄妹干脆逃离了飞速发展的社会,逆文明潮流而动,怡然居住在蛮荒之地。历史逼迫着民族前进,不断地前进,而传统的伦理道得则忧心忡忡,频频叹息。

面对这种两难境地,作为民族文化先觉者的作家应该作出更准确果断的选择。其实,作家的本质任务也许并不在如何解出这一文化难题,而在于艺术地再现或表现这一特定历史特定情境,传递出某种超越时空的痛苦和喜悦的信息。作家不需要迁就急于得到一个结论的接受者的坏习惯,他要做的是让折磨自己的痛苦也折磨着他的读者,让感染自己的情绪也去感染他的读者。人们有理由相信,三位作家是不会像他们笔下的人物那样长久徘徊甚至迷失的,我们期待着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默思之后,能在不久的将来迈出更为坚定自信的步伐。注释

1郭小东《龙脉?序》,花城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o、?凌宇《母船,序》,作家出版社1986年8月版。

?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

?、?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琐谈》,《民族文学》1983年第5期。

?孙键忠《〈醉乡〉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

à徐贲《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传统的历史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

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 郑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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