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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哈姆雷特》

发布时间:2014-01-29 10:46:46  

读《哈姆雷特》

刘保昌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凭,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这首词作是南宋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讲的是江山依旧、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这种感觉相信大家都会有的。

面对同样的经典作品,阅读主体人生经历和内心感悟的改变,完全可以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坦白地讲,我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长期以来不太理解也不太欣赏,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归纳起来讲,一是那个时代毕竟距离我们已经有了400年的历史,时代背景已经天翻地覆;二是我对于莎士比亚那种华丽而略显空洞的剧本语言一直持排斥态度;三是因为剧本的本意本来是用来作为表演的底稿的,而不是用来阅读的。阅读与观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接受过程,对于我,可能也包括在座的大家而言,阅读的对象一般以小说、散文、诗歌作为主体,而对于剧本,阅读起来总会觉得有一点障碍。这是我进入青春期以后长期对莎士比亚作品不太接受的三个主要原因,一直到前年,这种心理排拒的状态才有所改变。就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站到了青春岁月的尾巴之上吧?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是一个年轻的中年人了,古人说到中年时,总喜欢用一个词,叫做“哀乐中年”,借用苏曼殊的说法,就是“悲欣交集”。我想中年其实是一个过渡期,即将从“青春作赋”的豪迈意气,过渡到“皓首穷经”的书斋书卷气。对于莎士比亚

的阅读感觉,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排斥到体贴,光阴已经流转,所以很难说得上是幸福还是不幸。

这次我们要读的,就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经典《哈姆雷特》,以下我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英格兰中部斯特拉福镇的一个商人之家,少年时期在当地接受了基础教育,学习拉丁文、哲学和历史等等学科,接触过古罗马剧作家的作品。后来因为家道中落,辍学谋生。21时,他离开家乡,来到伦敦,在剧院打杂,做演员,做编剧。就是在这个时期,莎士比亚广泛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民间,他都有广泛的交往圈子。这些经历和见识,扩大了他的视野,为他以后的剧本创作打下了基础。

一般来说,文学史将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前后三期,第一期从1590年到1600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早期,又称为历史剧和喜剧时期。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风格。当时的英国,正处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国内政权稳固,经济繁荣。莎士比亚对于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坚定信心,其作品自然流露出无可抑制的乐观明朗色彩。他写了历史剧《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等一共9部。其主题就是拥护中央王权,讨伐暴君统治,歌颂开明君主。这些剧作以历史事实为底本,适当加上合理的艺术虚构,很快就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名声。这一时期创

作的喜剧有《仲夏夜之梦》、大家都很熟悉的、被选入过中学语文课本的《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第十二夜》等等10部。在这些剧本中,莎士比亚歌颂了爱情、婚姻和友谊,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张扬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 第二个时期从1601年到1607年,称为悲剧时期。这时,国内政权很不稳定,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与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日益加剧。37岁的莎士比亚,跟我今年一样大,已经是一个年轻的中年人了!他的思想和艺术正在走向成熟,其浓郁的又带有空想色彩的人文主义理想,必然会与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于是,他产生了沉重的徬徨心理,最终从早期的对于人文主义理想的赞美,转变为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今天要谈的《哈姆莱特》就是写于这一年,1601年,天纵英才的莎士比亚37岁!接着,他还写下了《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和《雅典的泰门》等等著名悲剧。文学史对于这些剧作,是这样评价的:“总体而言,这些悲剧对封建贵族的腐朽衰败、利己主义的骇人听闻、金钱关系的罪恶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作了深入的揭露;在风格上,浪漫欢乐的气氛减少,忧郁悲愤的情调增加,形象更加丰满,语言更加纯熟。”这些评论,当然很对,我们今天要读的《哈姆雷特》,也完全可以用上述评论来作一个理论预论,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否则,我们不会坐在这里,在本应该惬意地喝着下午茶的时光,来陈述文学史上已经有了定评的干瘪的结论,这无论是对于大家,还是对于本报告人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了。

第三个时期从1608年到他去世的1616年,莎士比亚进入了创作的最后时期。莎士比亚对于实现他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于是他从写作悲剧转向而为书写传奇剧作。既然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那么他就要在纸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个完全“莎士比亚”化了的梦想世界。这些剧本,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贯串着宽恕与和解,既没有前期的欢乐,也没有中期的阴郁,充满了幻想的美丽,浪漫的情调。《暴风雨》可以视为代表,被称作是莎士比亚“用诗歌写的遗嘱”。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马克思、恩格斯将莎士比亚推崇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戏剧创作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都要像莎士比亚那样,善于从生活真实出发,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作品的情节应该生动、丰富,人物应该有鲜明个性,同时具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氛围要巧妙结合;语言要丰富,富有表现力;作家的倾向要在情节和人物的描述中隐蔽而自然地流露出来。

那么,《哈姆雷特》究竟写了些什么?为什么400年前写作的《哈姆雷特》会被视为经典之作?逝者如斯,400年过去,它为什么依然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

《哈姆雷特》围绕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人生经历展开故事:他在德国的威登堡大学学习时,国内传来噩耗,父王突然惨死,叔叔克劳

斯迪篡夺王位,母亲改嫁克劳斯迪。哈姆雷特回国奔丧,在一天深夜,他在城堡里见到了父亲的鬼魂,父亲的鬼魂告诉了他自己是被其叔克劳斯迪所害的真相,并要求儿子为他报仇,但不许伤害他的母亲,要让她受到良心的责备。哈姆雷特知道真相后,精神恍惚,他整天穿着黑色的丧服,一心想着复仇。一天,他去见自己的恋人首相的女儿奥菲利娅,他又想求爱又想复仇,行为怪诞。奥菲利娅把王子的情况告诉了首相,首相又报告了克劳斯迪。克劳斯迪虽然不知道老国王鬼魂出现的事,但他心中有鬼,派人试探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一方面想复仇,一方面又碍于母亲的面子,同时他也不十分确定父亲鬼魂的话,非常苦恼。哈姆雷特决定要证实克劳斯迪的罪行,正好这时宫中来了一个戏班子,他安排了一出戏,内容是一个维也纳的公爵被他的一个近亲在花园里毒死,不久这个凶手还骗取了公爵夫人的爱。戏班子在表演时,他在旁边注意观察克劳斯迪,他看见克劳斯迪坐立不安,中途就离去。由此,哈姆雷特确认了父亲鬼魂的话,决定展开复仇。一天,克劳斯迪独自一人在进行忏悔时,哈姆雷特躺在一旁,这本来是一个可以杀死他的最好时机,但他又觉得忏悔中的人被杀后会进入天堂,结果罢手,错失良机。克劳斯迪派王后劝说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与母亲发生争执,误杀了躲在帏幕后偷听的首相。克劳斯迪以首相的儿子要复仇为由,要将哈姆雷特送往英国,准备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识破克劳斯迪的诡计,中途返回丹麦。当时,哈姆雷特的爱人、首相的女儿奥菲利娅受刺激发疯,落水身亡,哈姆雷特回国时,正赶上她的葬礼。克劳斯迪挑拨奥菲利娅的哥哥同哈姆雷特决

斗,并在暗中准备了毒剑和毒酒。哈姆雷特第一会合获胜,克劳斯迪假意祝贺送上毒酒,但哈姆雷特没喝。哈姆雷特第二回合获胜,王后非常高兴,端起原来准备给哈姆雷特的毒酒喝了下去。决斗中,哈姆雷特中了对手的毒剑,但他夺过剑后又击中了对方。王后中毒死去,奥菲利娅的哥哥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揭露了克劳斯迪的阴谋。哈姆雷特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用手中的毒剑击中了克劳斯迪,自己最终也毒发自亡。

毫无疑问,这是一出悲剧。前不久,冯小刚拍摄了一部电影,题为《夜宴》,章子怡、葛优、吴颜祖、周迅等大牌演员主演,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其故事框架就取材于《哈姆雷特》。

二、《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

《哈姆雷特》对我们的震撼,其实并不只是来源于情节,也不仅仅是出色的文学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问题。

《哈姆雷特》在思想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它在深刻地揭示社会的罪恶与本质时,其实还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命运的问题,那就是:命运这种东西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它与我们形影不离,温暖人心,却又像梦魇一样深邃可怕。剧中的霍拉旭说过:“上帝的意旨支配一切”,这就是命运吗?

在人物刻画上,莎士比亚可谓煞费苦心。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性格和环境是很矛盾的、复杂性。他从“时代脱臼了,真糟糕,天生我要把它板正过来”这句豪言壮语,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句绝望的叹息,表明他是一个纯洁,高尚,道德,有知识,

有决心,同时也是一个只能以思想代替行为,而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人。这种冲突构成了哈姆雷特人性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哈姆雷特身上,人的脆弱性和环境的残暴性相反相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哈姆雷特其实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已经过时了的角色,而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关于悲剧的主人公形象,黑格尔曾经说过: “他们完全是按照原则所应该做到而且能做到的那样人物”, 在这些人身上,一定要具备某种崇高的品质。在古典悲剧中,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体现出一种伦理原则之间的对立,善与恶的冲突十分明显。但是,在《哈姆雷特》中,这种对立却并不是善与恶的对抗, 而是善与善的矛盾,因而悲剧对人的震撼就更加深切,因为它揭示出:在表面统一的道德体系之内,其实可能藏匿着巨大的精神危机。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脚踏在古典文学的大地上,眼睛却瞻望着现代世界,他似乎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 将内心思考中的怀疑的“杂质”掺入到了自己的悲剧主人公的心中。正是这些“杂质”,开启了现代文学的大门,具有一种颠覆性的能量! 在《哈姆雷特》中,这种“杂质”就得到了明显的展现。当戏演到第五幕时,在坟地上,两个小丑正在那里掘墓,其中一个唱道: “年轻时候最爱偷情, 觉得那事很有趣味;规规矩矩学做好人,在我看来太无意义。”戏谑的歌声飘进行路王子的耳中, 小丑接着唱道:“谁料如今岁月潜移, 老景催人急于星火, 两腿挺直,一命归西,世上原来不曾有我。”

这歌声竟使得急于报仇的哈姆雷特变得有点踌躇不安,他停下了步子,拿起一个朝臣的骷髅说道: “难道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么多的教养, 死后却只好给人家当木块一般抛着玩吗? 想起来真是怪不好受的。”王子有意在此多逗留一会儿, 他向掘墓的小丑打探每个骷髅生前的情况, 甚至在枯骨间找到一位活着时戏谑成性的朋友郁利克的骷髅。他问身边的挚友霍拉旭,说:“你想亚历山大在地下也是这副形状吗?”霍拉旭答道:“也是这样。”哈姆雷特又问:“也有同样的臭味吗? 呸! ( 掷下骷髅)”“也有同样的臭味, 殿下。”霍拉旭诚实地回答。

听了这话,王子怅然若失,“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 霍拉旭! 要是我们用想象推测下去,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他感伤地叹息道:“凯撒死了,你尊严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 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 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与哈姆雷特此时的感伤相比,第三幕中他那段著名的独白则显得十足古典。对于死后的情景,那时他认为如果死后一切都能烟消云散,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结局,可是要在死的睡眠中还会有梦,反而令他踌躇顾虑。这不仅是王子的想法, 其实也是中世纪老百姓的普遍想法,他们之所以畏惧死亡,主要是害怕死后灵魂在地狱中受罪,若是让这些人相信人死后一了百了,并无灵魂永存,他们倒会长出一口气,不再为将近的黑暗中那不可名状的痛苦整天忧心忡忡了。然而坟场边的哈姆雷特却为原本求之不得的事情烦恼起来,他竟然忘记了复仇,也不关心灵魂死后的去向。当他感叹着亚历山大死后也不过枯骨一堆时,似乎

根本不在意还有一个亚历山大的灵魂在地狱里受罪或在天堂中享福。如果死了真的就意味着一切都完了,那失去了天堂和地狱的人间生活将如何过下去呢?这让哈姆雷特深感困惑。其实,柏拉图早就对这个问题作过探讨,他说:“假如灵魂是不朽的,我们该爱护它,不仅今生今世该爱护,永生永世都该爱护。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疏忽了它,危险大得可怕。因为啊,假如死可以逃避一切,恶人就太幸运了。他们一死, 他们就解脱了身体,甩掉了灵魂,连同一辈子的罪孽都甩掉了。可是照我看来,灵魂是不朽的。它不能逃避邪恶,也不能由其他任何方法得救,除非尽力改善自己, 尽力寻求智慧。”正因为相信这一点,所以哈姆雷特才没有在国王克劳迪斯忏悔之时杀死他。

其实,哈姆雷特在复仇的整个过程中,心里并没有经历正义与爱、惩罚与宽恕之类古典悲剧中诸多冲突的折磨,之所以错过最好的刺杀机会,哈姆雷特直言不讳地说过:“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问题的复杂性正在这里,因为如果灵魂可以有死亡,那么地狱中对灵魂的惩罚就不复存在了,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也将失去意义。如果死后都只是枯骨一堆,那么为了复仇经历苦难的灵魂也会同样失去天国的安慰。于是活着的意义就变得模糊不清,对于德性的坚守也就更加软弱, 一股虚无的气息由此渐渐弥漫进莎士比亚的戏剧之中。

在《哈姆雷特》中,一旦哈姆雷特开始相信灵魂有死,报仇之举就可能被取消, 因为报仇、不报仇, 高贵、低贱,死了都只是枯骨一堆,其价值层级在没有灵魂不朽的死亡中被统统拉平!所以第三幕中王子对“生

存还是毁灭”的追问到第五幕时,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一个尴尬的答案:还是生存吧,既然死了就什么都完了!

这其实是一个自有人类生存以来就已经存在过的困扰,古人对此都是小心地避开的,正如康德所说,坚定地相信灵魂不朽,把它看作是不可怀疑的公设,唯有如此,高贵的精神生活才是可能的,同样悲剧也才是可能的。

但是,哈姆雷特对于灵魂不死产生了怀疑,他在报仇的道路上迟疑了,心生退缩,但由于国王,王后,还有一大群朝臣的促动,由于奥菲利娅的哥哥要与他决斗, 悲剧继续下去了。

尼采后来说过:“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这也许是对哈姆雷特心理的真实把握。莎士比亚所在的文艺复兴时代,古典的诸神开始退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形成,目的论控制下的世界模式也正在潜移默化地被机械论模式所代替,人将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中心!

可是在一个无神的物质性世界上,人类又可以凭借什么东西来建构起他们新的精神世界呢?莎士比亚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他天才地预感到: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中,一种怀疑主义的冲击波,将可能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变得荒诞起来,他笔下的哈姆雷特就已经遭遇到了这种“现代性”的困扰。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其中体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关乎人类存在的本身,这种怀疑主义的现代性困扰,从此在世界文学中潜滋暗长,以致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中国。

三、哈姆雷特与现代中国

1895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导言中,介绍了莎士比亚,在“论五”中插入了哈姆雷特的故事,《哈姆雷特》由此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的古文中译本,哈姆雷特的故事完整地进入了中国。

第二年,林纾、魏易将《莎士比亚故事集》重新翻译了一遍,哈姆雷特的故事从此为更多中国人所了解。

到1918年,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这样评价《哈姆雷特》,说:“至《哈姆雷特》等作,则不涉宿命说,而以人性之弱点为主。盖自然之贼人,恒不如人之自贼,纵有超轶之贤,气质性情,不无偏至,偶以外缘来会,造作恶因,辗转牵连,不能自主,而终归于灭亡,为可悲也。狐疑猜妒,虚荣野心,皆人情所常有,但或伏而不发,偶值机缘,即见溃决。如僭王之哈姆雷特,皆为之先导,终乃达其归宿,破国毁家,无可幸免,令观者辣然有思。”这样的理解,其实已经很见深度了。

以后,剧作家田汉也翻译过《哈姆雷特》。

到1922年,周作人开始撰文指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人性与文化健全发展中的互补性,因为堂吉诃德代表了人性中的理想主义成份,而哈姆雷特则代表了人性中的怀疑主义成份。理想的人性和文化,应该是二者的有机融合。

在这里,我只讲现代中国的两个重要历史人物,看一看他们与哈姆雷特的深切关系,或者可以说,他们就是现代中国的哈姆雷特,一个是鲁迅;一个是瞿秋白。

鲁迅在早期著作,如《文化偏至论》中,有鉴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一直张扬个人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充分发展,所以对于过分乐观的堂吉诃德精神多有警惕,他以后转向于哈姆雷特,应该说肇端于此。

鲁迅在1925年曾给许广平写信说:“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他在同年写作的《北京通信》中也说他“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以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无路可走与“可走的道路很多”同样都是对一切先设、既成道路的怀疑与否定。

但怀疑与否定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说过:“一切智识,都在疑惑之上建设起来。凡是永久的人类文化的建设者们,个个都从苦痛的怀疑的受难出发,也是不得已的运命罢”,“他们是和那使人愚昧的无智,压抑人们的癖见,对人的专制的不恕,凌虐人们的惨酷,杀戮人们的憎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战斗的”,“我们孱弱者,智力不足者,是大抵为周围的大势所推荡,在廉价的信仰里,半吞半吐的理解里,寻求着姑息的安心”。怀疑与否定是人类文化建

设的前提,但同时它需要绝大的敢于承担虚无、“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

鲁迅显然与此深有共鸣。他后来虽然曾经也说过:“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这固然表达了他对“新的”苏联的信心,但联系到他的怀疑与否定主义色彩浓烈的创作来看,其实所谓“完全扫除了怀疑”的说法是不太能够成立的。在文化体系上,鲁迅怀疑与否定的对象主要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在总体上对中国文化体系上的“分裂”、“拼凑”现象是持怀疑与否定态度的。他既否定儒教,也怀疑道家,对于所谓的“儒道兼济”、“二元互补”式的文化理想前途,他也深感怀疑。如他对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文化建设主张就予以过辛辣的嘲讽:“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这是何等“完全”?但如果真的走上这条“折衷的路”,恐怕我们的“新进英贤”还在“驼着”前辈先生。可见,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是何等的深刻。

鲁迅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只要“我不乐意”,天堂、地狱、黄金世界,“我”都“不愿去”,

朕归于我,一方面是主体意志的凸显,一切以“我”的判断标准为标准;另一方面却也是对天堂、地狱与黄金世界的怀疑。他曾借用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质问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他根本上就否定人间会有“黄金世界”出现,对于“改革”兴邦的谎言,他也无情地予以戳穿:“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这是典型的鲁迅的思维特征,他不关注彼岸世界,或者说他是决不相信所谓的“好时光”和“大同社会”。

他说:“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又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这种在时间意识上关注此在在此的现在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对往古、未来的怀疑与否定。他说得很明白:“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他将那些寄希望于未来的说法,定性为“自欺”:“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他将古圣今贤的对“未来”的“许诺”,类比于宗教的欺人:“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生前受

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 无论是对于未来的希望,还是对来自地狱“报应”的畏惧,本质上都是对将在的执著与信任,鲁迅斩断了这种对于将在的希望,同时也否定了过往,这就将希望寄托在当下的此在了,然而,现在就一定可以信任吗?他对现在也深抱怀疑,所以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捣乱”,故意“硬唱凯歌”。许广平所认为的“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但这毕竟是从“学生”的视角“仰视”观照的结果,鲁迅内心博大的黑暗感与宽广的怀疑精神,常常令他在作“青年导师”时自感惶惑,他多次痛骂各种挂着招牌的“鸟导师”,号召青年自己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也经常“很苦痛”地反省自己,为受苦的青年人所作的牺牲担心,“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他之所以说自己“天生的不是革命家”,乃在于自己的多疑与不肯用牺牲,“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这是鲁迅,另一个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

1921年12月,一位远游苏俄的中国人,怀着对真理的渴望,写下了如下的句子:“我——是欧华文化冲突中的牺牲,内在的不协调,

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了多余的人。啊!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

这段话出自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写下这段感悟时的瞿秋白,这一年22岁,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的时候,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但对于瞿秋白来说,显然不是,他正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分,来到莫斯科进行采访,这一年,开始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不久,他将成为公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

大家知道,由于十月革命的广泛影响,中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通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外,还有列宁的党建学说,即要“建立一个能够引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的思想。瞿秋白认识到,只要承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必要性,就要服从于这个“大前提”,也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从事无情的党内和党外斗争,也就必须放弃一切与此目的不一致的个人爱好与兴趣,以党的集中制压制党员个人的种种限制,必须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总之,必须压制个人利益,放弃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思想。

这与瞿秋白的本性是相冲突的,他的阶级出身,他的文化教养,他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他的道德意识,思维习惯,情感结构,等

等,都与这些理论和原则格格不入,他的无可改变的个人主义,对于精神自由的本能追求,他的城市波希米亚的气质,他的贵族性或者说是绅士意识,等等,都与他所要从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剧烈的冲突。

时时刻刻想要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但又在事实上压制不住,这其实是瞿秋白最大的苦恼,他深受其苦,“二元化的人格”让他在苦恼不安的精神世界中苦苦挣扎,无力自拔。他在《多余的话》中写道:“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在空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吗?”瞿秋白有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困扰,在即将就义之前,他反视自己的一生,觉得他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他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戴着假面具生存着,他最后的一个愿望是要再读几本好书,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临死之前,瞿秋白勇敢地写下的《多余的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录》,这其实就是一切真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哈姆雷特式的艰难选择,在《多余的话》的结尾,瞿秋白写道: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每一个有勇气、敢担当、会思索、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哈姆雷特!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像老年以前的鲁迅相信青年和未来那样,我们也喜欢食指的那首诗:

我要用手指

——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

——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但是,如果没有今天的努力,没有今天的进行中的正在建设中的怀疑和拷问,没有以“今天”作为基础的未来就那么值得相信吗?种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未来设计的荒谬,我们见到的难道还算少吗?——这是我读完《哈姆雷特》之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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