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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论述题(解放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论述题(解放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四次思想大解放探析 夏国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四次思想大解放的回顾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生过四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每一次思想解放运 动都给党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完善的思想材料,起到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推动与和建设事 业的不断发展,回顾党的历史上,有四次思想大解放运动。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1940—1942) ,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 运动, 也称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思想大解放以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批判党内的在党八股、 主观主义、学派主义。确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路线,为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奠基了 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南,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1978—1992)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以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次思想大解放 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制定路线, 产生邓 小平理论。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 1992 年至 1997 年十五大前后,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和社会主义 所有改革的大讨论, 以及党的建设中的新的社会阶层能否入党的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与时俱 进解放思想的理论品质,围绕着怎么建设党,建设怎样的党,这个主题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 事业提出的新理论,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四次思想大解放,这就是当前正在开始的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是围绕在推进 改革开放的进程, 怎么发展, 发展什么的主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将使全党统一思想, 将 科学发展观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二、 四次思想解放的科学内涵 1、 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思想基础 第一次思想运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统领全党的思 想, 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左的错误路线,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武器。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再次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 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道路上的左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社 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第三次思想解放,提出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路线和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理 论品质,结束对姓资和姓社的争论和 的争论,统一对改革开放的新认识。 第四次解放思想,坚持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的新认识,坚持唯物观的科学发展观。围 绕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进行讨论,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思想武器。 2、 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 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前进的动力。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的深入学习,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 、 命的基本矛盾有了准确的挖掘,制定了党在新民主 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动力保证。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纲领为理论,制定党的社 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 实现 发展路线, 提供了动力。 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改革进程中对改革方向,提出了 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保证改革方向。 第四次思想解放,在 21 世纪新的战略机遇 ,以及随着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的深化所呈 现出的社会矛盾,如何科学发展,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精神状态进行 的科 学发展观。深化对 规律的认识,走建设中国特色和理论体系。 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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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也是理论创新的过程。四次思想 解放运动,产生四次理论成果。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产 生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 了邓小平理论。 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 新的情况相结合,不断创新, 产生“三个代表”的理论成果。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相结 合,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最新成果。 三、 几点理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有中国特色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结合的道路,四项思想解放 运动给我们有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 思想解放讨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精髓。每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讨论,将是对思想路线深化认 识和提升的过程,如第一次思想解放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重 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提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的理 论品质。第四次继续解放讨论,提升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的理论认识。 第二,思想解放是一个为断创新的运动过程,当四次思想解放运动,给我们的启示就 是,思想解放运动永无止境。因为人的认识让客观世界的历史任务是无止境的,人类从必然 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是无穷尽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和社会主 义发展的进程中,思想解放运动将是随着认识社会发展一规律,不断推进的过程,当前继续 解放思想大讨论,只不过是 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三,思想解放运动要注意不断总结和提升,增强思想解放运动的针对性。总结改革 开放中的重大的问题,不要面面俱进,要认真总结经验,对 的战略发展的重大问题,对 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和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深化讨论和理论提升。 第四, 思想解放运动的讨论要注重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能在于理论联系实际, 在于提高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效性。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实效性,就在于大搞形式主义、 走过场和刮风式的讨论,比如,有些单位在当前开展思想解放运动讨论,把一些单位的具体 管理制度问题、 把一些生活作风、 生活规律和日常的活动也放在继续解放思想讨论的日程上, 就低化了开展继续解放思想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关于思想解放的几个重要问题 丁咚 文 上个月的 27 日,围绕 30 年前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举行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座谈会,参与者包括了大学、中国社科院与中央党校教授、 律师、 媒体人等多名体制内外的专家, 其中有不少被普遍认为是所谓的“右派”或者“改革 派”。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报道,与会者以《决议》为起点,声援改革开放,展 示与激进左派泾渭分明的态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媒体几乎无一对此报道,只有少数网 站发表了个别发言人的讲话,另有学者通过微博介绍会议中的发言内容。 耐人寻味之处首先即在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较为客观 地评价了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 因此在中国晚近历史上具有 特殊而重大的意义,而在它正式发表 30 周年之际,并无任何来自官方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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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于,唯一被批准举行的公开活动就是这场由一帮“左”、“右”派学者的集中 公开讨论,但官方媒体似乎无意宣扬此次座谈会的成果,足见官方讳莫如深,希望将它限制 在一定范围之内,不为大众所尽知。 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与会专家的热情,包括体制内的在内,大量专家在此次座谈会上 提出了颇为离经叛道的观点。比如著名法学家、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在发言中提出,30 年 前中共批评了“两个凡是”, 而今国内又出现包含很大危险性的两个谬论, 即“稳定压倒一 切论”和“中国情况特殊论”。 他指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务必人治的 思想,因为判断一个地方稳定与否,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完全是由当地的党政领导人,甚至 公安机关来决定。 结果有些地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 连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 都不能执行。至于国情特殊轮的问题,则是由于它过多强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制度的区别, 而把一些重要的共同理念,例如法治理念、宪政理念、人权理念、民主自由理念忽略了。 韩咏红这篇为中国公众所关注的报道使用了《中国知识界呼吁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标 题, 准确把握了此次座谈会底下涌动着的时代暗流, 也凸显了国内外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 余年、社会矛盾和问题重新积聚到相当程度后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 也饱含了忧虑。 中国官方媒体对思想解放的定义着眼于中共建政后两次面临路线之争时执政党的应对 姿态。按照它们的划分法,1978 年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所 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 其结果是打破“两个凡是” 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指的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触动的“姓社 姓资”之争,结果是打破计划经济,再次确定改革开放道路。 但这两次“思想解放”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一是它们都是在执政党内的部分势力开始走错方向、出现路线之争时,党内主流力量 发动的自我纠错、拨乱反正行动,以错误路线的坚持者退出历史舞台,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取 得执政权而告终。 二是它们都是中共良心自我发现,是党内先进力量抗拒和压制落后力量的结果,推动 了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并促进了执政党的自我完善, 提高了其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民众 基础。 三是它们都具有高度的威权主义特征,都是在党内权威的领导和引导下主动“启动” 的思想大讨论、大解放运动,有领导、有指导、有组织、有纪律,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同 时,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巩固了执政党领袖的权威。 四是他们都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泛体制化”,两次“思想解放”,都强化了执政党 理论在公众中的思想核心地位, 从而成功地将多数中国人纳入体制的框架之中, 便于执政党 统驭民众。 严格来说,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由“下流社会”中社会良知的代表者自主、自发进行,具有浓 厚的自下而上特征,勇于冲破旧的思想禁锢和藩篱,创立新的思想。 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全社会、全民族的思想大变动、大转型,预示着一个时代向另一 个时代的艰难嬗递。 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是压不住的, 是确定要爆发的、 自觉的社会运动, 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 引导社会自我修护, 并变得更健全、更健康,而不是由某种政治势力“启动”的。 真正的思想解放,没有“禁区”,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绝不是孤立的、停留于 所谓的“思想”领域,它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社会、发现社会,在理论、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 全方位的反思, 提出更合乎全人类梦想、 合乎当下现实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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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思想解放,都预示着一场关乎意识形态、体制机制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经过一 代甚至数代人的思想大讨论后,多数公众逐渐形成共识,统一意见,由于其优于当代社会现 实,因此将自然而然引发现实的改革,从而使之适应公众新的需要。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 思想争鸣运动,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前后,中国开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家天下”的 封建社会过渡。 第二次是清末民初直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 最早可以将洋务运动也归入 其类,一直顺延至蒋介石政权的成立,在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 新文化战胜旧文化的历史阶段,并形成了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包括共产主义在中国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 呼唤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就应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思想解放史,而不 是狭隘地局限于晚近历史。知识分子秉承了社会良心的重责大任,不应该囿于各种局限,而 应该敞开胸襟,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出发,从普通公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积极引导 并参与思想大论争,引导公众参与,正本清源,引领社会,促进中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年后的今天还要提出解放思想?它迫切需要解决什么? 为什么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还要提出解放思想?它迫切需要解决什么? 2007 年 6 月 5 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解放思想, 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 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这就在告诉我们,新时代,我们还要继续解 放思想。为什么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呢?这是因为: 一、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的哲学基础,它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 命题,而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为对象,是由实践到认识乃至理 论的科学思想体系。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理论性和文化思想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广泛 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从实践到认识和从认识到实 践的全过程,自始至终贯穿着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史巨变,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 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靠的是解放思想。正是 1978 年那场真理标 准大讨论,带来了我们党和民族的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新,从而使 国家踏上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征程。正是 1992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 又一次吹响了 思想解放的号角,破除了长期禁锢我们的思想障碍, 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目标,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正是 2001 年江泽民发表七一 讲话, 强调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 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 解放出来,才有了十六大系统阐述“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实现思想理论的新突破,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正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 提出以 人为本、 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才有了十七大 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三、 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三次解放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 也让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化,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国家。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国民冲破了思想的束缚,但是这并 不能说明中国就不用再进行解放思想了。 这是因为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马克思说过,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更加准确地认识世界(也就是要我们实事求是) 。但 是世界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它不是静止的,所以想要更加准确地认识世界就要 我们的思想也跟着不断地更新,只有思想的不断解放,思想才能跟上客观的世界,更 加准确的认识世界。这也说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辨证统一体,解放思想是实 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促进相互依存。从本质上讲,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作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 能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只有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才能站在科学世 界观,方法论的立场上准确的把握客观实际,联系实际工作指定正确的指导思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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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战略和改革目标,克服实践的盲目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不断认识新情况,探索 新途径,解决新问题,开创新的二者相结合的局面。 30 年前,第一次解放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神话,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第二次解决了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第三次解决了“公”“私”的 问题,那么在新时代提出解放思想,真得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正如胡锦涛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 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 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 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 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 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 重要。是的,虽然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中 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例如,国际上风云变幻的外交格局,以及国内的分配差 距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环境污 染严重、自然资源的紧缺、消极腐败现象的存在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和谐发展。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矛盾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历史上也不能提供现成 的经验。只能靠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今天在新的历史发 展关键阶段 只有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以 我认为,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一切不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适应科学发展观 的“思想” ,是为了有所创新、为了有所突破、为了有所前进。说到底,就是要用新思想作 武器去“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从而“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 。 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回望 从 1978 年算起,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经历过这段历史的 人们都还记得,三十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这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 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 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定有裨益 。 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 一、1978 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 1977 年 7 月,在党内元老叶建英、李先念等同志的多次提议下,73 岁的邓小平同志第 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当时,我国结束 十年动乱不到一年,由于思想领域人们受极“左”思潮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 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净。这年 2 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联合发表社论《学 好文件抓住纲》,继续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向社会宣扬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想。社论向全国 明确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 终不逾地遵循。”随后,全国所有报纸都以通栏大字标题的规格隆重转载。在当时,两报一 刊具有与中央文件相同甚至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样,“两个凡是”不胫而走,立刻就成为 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 显然,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正是举国上下积重难返、百废待兴的时候,如何冲破“两个 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把全党中心转移到正 确的轨道上来,这是邓小平同志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的过人之 处就是能够以他的非凡胆略, 一方面积极联合一批政治元老巧妙周旋, 解决了一批冤假错案, 使一些老同志重回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在时任中组部长、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胡耀邦的辅佐下,积极在思想领域谋划怎样拨乱反正。1977 年 8 月,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 物《理论动态》发表《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有些人“对 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1978 年 1 月,人民日报《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 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同年 3 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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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上述文章并没在当时引起太大社会反响,但它却如一场思想“热身赛”,给 封闭多年的我国社会在精神上注入了活力, 为日后更大范围、 更大规模的理论讨论奠定了舆 论基础,也促使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去做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1978 年 5 月 10 日, 有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修改, 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在《理论动态》第 60 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几天之内,该文迅速传遍神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千多字,全文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 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 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学术角度来说,该文阐述的不过是最基 本的哲学道理, 并无理论新意, 但是, 由于它恰好点到我国在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 “死穴” , 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文章一出,举国震 惊,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 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而人们在“两个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 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过程无需赘言,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 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尤其是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我国社会空前活跃, 改革开放稳步推进。 在经济领域,“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文化领 域,小说诗歌佳作不断,美术戏剧新潮迭起,各类思想碰撞不已。一场思想大解放,给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全方位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 二、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 1989 年下半年以后,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以为改革开 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有存在,这时候,蛰伏多年的“ 左”倾思想有了抬头空间,于是抓住机会又冒了出来。1990 年 2 月,一篇《关于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质问: “是推行资本主 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这个年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第一期发表的 《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 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 7 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 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还有一篇署 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居然洋洋洒洒在某大报连续转载。 就这样,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 然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经济上的下滑,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 5%上下徘徊, 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不过,舆论界也有顶着逆流而上的情况。1991 年春节第一天,上海 解放日报就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 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何以解忧,唯有 改革”,就是本文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 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 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 自然, 黄埔江畔的声音很快遭到来自党内外各种持否 定态度者的反对和批判,一些大报大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谴责的焦点,从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标 题上就可看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1 年 12 月,一篇集各种“左”倾思想之大成的文章 《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在北京一家刊物出现,该文从改革的目的、标准、 任务、方向等方面进行全面反击,把这场“左”、“右”之争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92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以 88 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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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珠海,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 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 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 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 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 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 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 “东 方风来满园春”,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委机关报都转发了以此为标题,详细记述邓小平在 深圳特区视察工作的长篇通讯。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我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股票这个十分 陌生的东西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内陆地区以省会 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也逐步建立,整个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浪潮迭起 的生动局面。 江泽民为“ 定论, 三、1997 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姓“社”姓“资”问题 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 1994 年,我国已有 私营企业主 30 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过据权威部门调查, 这其实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统计,当时,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量比注册数还要多出一倍。这 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 显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 在了社会面前。据未曾公开的消息报道,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 1995—1997 年初曾先 后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 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部门报纸如经 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 加入了讨论。 在这种纷争不断的情形下,1997 年 5 月 29 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 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良久的讲话。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 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 别是高级领导干部, 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 ” 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 姓“私” 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显而易见。“5.29”讲话后,国内政治情势上在一段时间并没 把该讲话直接与“第三次思想解放”相联系,直到 8 月 12 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第三次 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 以及十五大召开当天,还是中国经济时报在 9 月 12 日头版,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为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碰撞进行总结概括,这样,江泽民的“5.29”讲话才 正式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起见诸于媒体表述之中。 我们无从了解当时国内这种宣传上的策略出于何种考虑,甚至,在《江泽民文选》中至 今也无法找到这篇讲话原文,但这次“静悄悄”的思想大解放,我们已从十五大报告关于所 有制结构的论述中明显感受到。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实施战略性 改组,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等所有制形式先后出现,民营、私营企业比重逐年上升, 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也随后跟进,市场经济步伐在全国明显加快。 不过,在今天,也有学者对当年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出质疑,质疑的主要点是说,在 内容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解决的问题,是第二次大解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延伸, 它们属同一层面,完全可以划归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延续之中。还有人提出,现在社会对 住房、医疗、教育改革反映较多、意见较大,如把它们纳入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之中,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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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这次大解放的否定?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第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有无 必要分开完全可以展开讨论,但必须看到,它在当时确实对人们解放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至于住房、医 疗、教育改革存在不足,它不属于改革自身的问题。换句话说,不是应不应改革,而是应怎 么改、改什么,有问题也是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它属另一方面的话题,与思想解放本 身是两回事。 四、对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比较和思考 回望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三次大解放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 都贯穿一条反“左”主线;三次大解放都使干部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带来思想的跃进,促 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不过,在侧重点上, 三次大解放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它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个人崇拜, 属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 济崇拜,以生产发展为中心。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也在经济领域,但重点在体制创新,它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 束缚,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崇拜,是第二次解放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改革。 另外,在舆论声援上,第一、二次媒体跟进很强,社会舆论反响突出。第三次重在引导 探索,“左”“右”之争的激烈程度与前两次相比,有波澜,但不惊。在时间间隔上,从第 一次思想大解放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间相隔 14 年,第二次到第三次间隔较短,只有 5 年时间。 总结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 在我们这种经济落后的国家里, 人们的 早期改革诉求大都着眼于衣食住行、温饱富裕这些经济层面的东西,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 和原有问题的解决, 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 社会的改革要求也由此更加迫切, 但基本还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 这一点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 互关系的原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生动再现。如今的问题是,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距今已过去 十一个年头,现在,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与经济领域的政治因素发生碰撞;当 经济之外的其它社会矛盾与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产生摩擦; 当经济体制改革渐行渐远, 与现今 尚为传统的政治体制产生距离不便匹配耦和时, 我们是否思考过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七大就是对思想解放进行一次再动员的大会。 十七大报告在引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 随后, 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概括上, 在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论 述上, 都无不体现着继续解放思想。 “法宝” 是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克敌制胜的武器。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称作“一大法宝”,充分说明我们党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充 分说明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当然, 由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由于现今的问题既涉及经济也包含政治,既涉及社会更包含民生,所以,今天 在解放思想上所面临的形势肯定更为复杂,担负的任务肯定更重,尤其是当政治与经济、社 会与民生这些问题交织一起的时候,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难度无疑更大更高。因此,这次 思想大解放的“点”应该选择在哪里,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路径应该如何选择,这一切, 恐怕是我们回望三十年思想解放与改革历史过后, 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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